走进课堂 颜卜克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一种选择揭

宋朝政治制度与变革_宋代政治改革_宋代政治制度改革有哪些措施

北京大学历史系严步科教授讲授的《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课程是本学期的核心通识课程之一。 今天博雅哥给大家带来了严老师的文章——《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个可选选项:揭示“技术原理”》。

“技术原则”的制定,是指在分析时,相关问题发生在技术层面,尚未考虑到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因素。 建立了原则性的架构后,错综复杂的制度细节就在全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深厚而悠久的制度传统,特别是其独特的问题,应该为人类政治制度的研究提供“原则”意义上的新知识。

第1002卷

走进教室

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选择:揭示“技术原理”

严不可| 北京大学历史系

注:本文最初发表于《河北学术期刊》2019年第59-64页,文章为颜卜克教授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系2018年年会上的演讲教育部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0月13-14日在浙江大学举办,主题为“历史学科的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与发展”。 为了方便阅读,省略了注释。

“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与历史学科发展”的选题很有挑战性。 历史的总体目的是为人类知识大厦提供新知识,就像任何科学一样。 具体到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领域,百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许多基本问题和相关研究方法。 在谋求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我暂且称之为“技术原理”的公开。

这里所说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指一个政权的组织、人员和法律制度。 这些系统是围绕组织目标,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原则组织起来,并能按照预定的机制运行的系统或结构。 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建筑系统和装配机械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必须遵循“技术合理性”。 各种装置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组装在一起,否则就只是一堆废墟。 组织或系统的结构也不是任意的。

“技术原则”的制定,是指在分析时,相关问题发生在技术层面,尚未考虑到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因素。 当然,制度并不是以纯粹“原则”的形式存在于真空中。 制度本身的结构逻辑必须与现实世界的各种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因素“叠加”。 然而,正如所有不规则波形都是由不同频率和幅度的正弦波叠加而成,在分析中,“技术原理”是可以分开的。 在政治史研究中,制度是背景,制度研究是政治力量和政治事件的注脚。 制度研究得出的结论只有在政治史的背景下加以解释才能被认为是高深的。 从“制度史主体”的角度来看,情况有所不同。 就像讨论“车制”一样,逻辑起点是车的“原理”,然后是人力车、马车、牛车、卡车、火车,还有战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行星汽车……然后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汽车的方式。 成文法规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始终是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 制度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之间理论上存在无限多的关系,但背后也有基本的“原理”。 从“制度史主体”的角度出发,我们不是通过抓住眉毛胡须来“合成”这些关系,而是先对其进行“分析”,拆散相互重叠的纠葛,从“理”入手,理顺它们一步步出来。 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一层一层地观察,一环扣一环地解决。

比如,《尚书》的六部之所以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最终被称为“六”,首先是由曹操六部的功能重要性决定的:官、户、礼、兵、刑、工。 管理层还认为,管理广度通常应小于5-6人,即高层约5-6人,底层约20人。 部门为“六”,正好符合这个管理规律。 此外,大臣数量为“六”,也可能受到北周以来《周礼》中六官改组的影响。 杜佑说“六大臣,犹如周朝六大臣”。 文化的影响因此“叠加”在“技术原理”上。 周代,罪名“以刑统一”,三千罪名统一于五罪名下。 中世纪以来的新“五刑”转向“以罪统一刑罚”,犯罪、刑罚种类和刑罚的平衡更好体现“技术合理性”。 同时,处罚是“五”。 当三代有“五刑”观念的影响时,这个传统因素就“叠加”在这个进化过程中。 类似的事情已经成为常识,说明了“道理”的客观存在和意义。

秦汉时期实行郡县两级制。 中央政府直接面对100多个县,并赋予县长很大的自治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郡、都辖区相继成为行政级别,形成郡、府、县、县体制。 此时,各政权的人口远少于汉朝,但地方的密度却是汉朝的两倍。 这怎么解释呢? 由于当时皇权衰弱,政治动荡,人们可能会从“封建割据”的角度来评论这一现象;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 如果管理对象总数不变,管理层级数增加,管理宽度就会变小,管理人员数量就会增加。 那么控制就会加强,权力就会集中,组织结构就会“垂直化”。 当管理广度增加时,情况恰恰相反:控制力变弱,下属的自主权增加,结构“扁平化”。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等级组织越扁平,内部的权力就越分散。” 在皇权不振、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中央如果直接面对几十个郡县,显然是无法为所欲为。 因此,这一时期制度制定者增加地方级别的数量是一种适应性调整,意在加强监督、维护集权。 当然,这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 秦汉的皇权和中央集权足以抵消“扁平化组织结构”所带来的分权,因此能够发挥等级制度简单、运作高效的优势。 从北朝后期到隋朝政治复兴,削郡县、废郡救郡、废郡废郡,也可以更好地理解。 也就是说,除了这一时期地方行政研究者所揭示的种种原因外,还有“技术原理”在起作用。 考虑到“堆叠”在一起的各种原因,包括技术原因,理解可能会更深一些。 行政研究者在讨论当代地方等级制度密集的问题时,也可以参考这一基本“原则”。

魏晋南北朝时期郡县地方官混杂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增设官职来安排人员。 当时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的设置都是这样。 而这背后,还隐藏着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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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颜步克教授所著的《中国古代官衔制度概论》一书的影子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指出,许多组织制度和行为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合法性和生存。 “政治机构本身是一个集体行动者,有自己的利益和要求。” 据此,可以提出“组织二元性”的认知。 以“君—臣—民”为基本结构的政权不仅是一个必须提供公共管理产品的“职能组织”,而且是一个必须提供公共管理产品的“职能组织”。 它也是一个“身份组织”。 分享权力和利益。 作为职能组织,必须保证外部行政效率; 作为一个身份组织,它必须保持内部身份和谐。 这体现了该组织的“双重目的”。 相应地,在系统设计方面,也会有“操作性考虑”和“身份性考虑”两个出发点。 它们各自的比例和相互关系因情况而异。

官员冗员造成财政负担和政府臃肿,从行政运作角度看是一种弊端。 但从身份安排的角度来看,又是不同的。 军衔重叠、官衔复杂,提供了更多的晋升机会、优质的待遇和荣誉感,扩大了组织规模,增加了政权的支持者。 大型组织消亡的可能性较小。 “官僚组织之所以难以消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规模庞大。” 就像铁盆一样,从方便的角度来说,它的重量和厚度要恰到好处; 而从铁盆本身来看,越厚、越厚、越重,它在宇宙中的存在寿命就越长。 体系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僚机构的“众数”。 到了动乱、战乱的时候,乱赐的情况就会更多,因为这个时候皇帝最需要支持者。

与魏晋南北朝类似,宋朝的爵位、爵位也十分复杂。 有人说是官僚体系高度发达的成果,也有人根据“唐宋变法论”来阐述。 钱穆的评价是否定的:“元丰改革制度,沿袭唐规。我不知道唐朝的政府机构,但太臃肿了。宋朝极其冗长,唐制无法推行。”完全遵循。……所以,宋朝的治理还不足以回到过去。” 基于“运营考虑”,过于复杂的职称和冗员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和制度成本; 并基于“身份考量”,增强内部和谐与生存能力。 如果我们只把它们视为“缺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它存在了多个世纪的旺盛生命力。 它所展现的是这一时期政权“身份组织”的强度。 池田温将唐朝的官衔制度称为“地位官制”。 地位特权,而不是特定于工作的保证。 事实上,“地位官制”直到宋代才发生根本性变化,至少从等级结构来看,唐宋之间并没有发生“变化”。

对于“理”层面的猜测,历史学家往往感到“大而无据”。 事实上,事实并非如此。 它可以帮助分析许多制度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衔、等级错综复杂。 近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涌现,细节也已明确。 然而,在解释各个等级的含义和关系时,却显得含糊不清,难以理解。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经常存在。 这里存在根本的方法论问题。

或者认为北朝官衔变动的总趋势是学习南朝,即“南化”。 证据之一就是北魏孝文帝更换官衔。 不完全的。 更不用说北魏孝文帝在南梁武帝创立十八品之前就改变了官衔。 更重要的是,两者的结构、功能、原理、精神都有很大不同。 南梁武帝十八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借官职为等级来安排官僚职务。 列清是同一行政级别,所以自金宋以来,一直处于第三级,符合行政法; 而南梁武帝十八品,太常十四品,宗政太傅十三品,卫惟清十品,司农、少府、廷尉、光禄十一品,十品御侍大匠,九品鸿胪、大周。 烈青的品阶相差了五个等级。 这里显然使用官方职位来赋予和提升个人地位。 18班的“本质”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以官为味(很少有人注意到,从“技术原理”来看,这种做法与宋初的季禄官类似)。 回顾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的官令,大臣均属三品,按行政等级原则; 九品、十八品、三十品与考试紧密结合。 在班级里晋升的级别是九品的级别。 在这里,精英精神显现出来。

从等级制度来看,还可以看出,除了南梁武帝十八级外,还有州二十三级、县十级、州七级。县六外七班,军十品号二十三。 国外是二级军号的四等、八等,十级军号的二十四等。 除等级制度外,还有九级官衔。 爵士爵位不在18级之内。 “授予平民爵位”仍在进行中。 等级石仍在使用。 然而,实际工资可能与职级不符——各种顺序。 混合多样。 北魏在废除二十品、等级石的同时,孝文帝则将爵位、军衔、军号、文武官员并入九品、三十品。 俸禄是按等级决定的,又与官员的选拔、考试、晋升深度有关。 耦合精准对接,一扫南朝乱局,井然有序、清澈如水,展现了不容置疑的“技术合理性”。 由此,唐代品阶主制度上线,这是一个“统一的多序列复合系统”。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论北朝等级制度的变迁与全面领导南朝》(《文史》2012年第3期)。 “领先”这个词一度引起了一些质疑。 这里我想再次说明一下,所谓“领先”是有具体含义的:第一,就北朝排名更接近唐制而言; 其次,在北朝排行榜的功绩精神和“技术合理性”方面。 的。 南朝的等级制度,特别是梁武帝的官阶改革,更多的是用来维持“身份和谐”。 不妨参考格罗夫林的评价:南朝的官僚制度是“流亡贵族的福利制度”。 相对而言,北朝的等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多地服务于“行政效率”。 宫崎市决定用从“贵族制”到“军阀官僚制”的转变来解释北朝地位的变化。 “北方人民的能量爆发,摧毁了贵族制度”(《官僚与贵族》)。 又如,黄惠贤指出:“十六国北朝时期,是从少数民族武士贵族专政向集权专制的过渡。皇权的极度强化,促使少数民族贵族走上专制道路。”官僚化”。 从评价的角度来看,如果坚持“寻求‘身份考虑’”,也并非不可取。当然,也可以说,南北军衔制度分别适合各自的“国情”。我们改变评价尺度,认为政府的任务是提供公共管理产品,那么在这里,北朝的地位优于南朝,更具有“技术理性”。北朝的“南化”地位变迁,明显有“逆北”之病。

宫崎市议会讨论了九品中升制和多品级制度。 引人注目的是,它被纳入“贵族制度与官僚制度”的双重框架之中(顺带一提,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研究对“贵族制度”做了大量的研究) )。 制度-官僚主义”的观点仍然麻木不仁)。 当然,对于宫崎市等级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到“技术原理”层面,而原理层面的推进不仅有助于深入分析这一时期各个等级的含义和关系,但更要把这一时期的等级结构,放到从周到清三千年的等级制度变迁史中去理解。

自周朝以来,历朝历代都制定了天命、五等贵族、公卿贵族、二十等军功贵族、至士、中正品、官品、十八班、九明、文三、五三等荣誉军官、爵位、爵位、科举学历……以及各种头衔。 过去学者们对它们分别进行了研究。 然而,混乱、起伏的背后,一定有一些“技术原理”在主导着它们。 一旦出土,就可以将乍一看看似杂乱的标题编织成一条连贯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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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颜卜克教授所著《品味与地位》一书的影子

利用“等级--职位等级”的基本原则,再从技术层面转向政治层面,并结合贵族、官僚和皇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把自周以来三千多年的贵族等级,错综复杂。 等级变迁可分为五个主要阶段:1、周朝的等级划分最为发达,这与当时的贵族政治相一致; 2、秦汉时期的等级呈现出浓厚的职位等级色彩,与秦汉时期“以吏治天下”的政治形态相对应; 3、魏晋南北朝的等级制度再次高度“等级化”,这是士族、部落贵族政治造成的; 4、唐宋时期复杂的等级安排和优厚的等级待遇,表明这一时期的官僚机构仍然具有较强的实力。 5、明清时期的专制统治得到强化,等级管理回归职务分类,等级管理回归到职务分类。官僚身份下降。 在“品味-位置”模型的照射下,一条此前不为人知的变化线索浮现出来。 融入这条线索之后,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各个关卡都变得整齐有序。

自周以来不断发展的三千年制度史,留下了丰富的爵位史料。 面对海量的史料,如果我在《中国古代官衔制度概论》中发现了其中隐藏着什么有“道理”意义的东西,我就尽力提炼和总结。 比如,当我们说某些时代等级比较发达时,这个“发达”是什么意思呢? 为此,提出“三个指标”:等级制度的复杂或简单、等级处理的宽裕或简单程度、等级获得程度。 开放或封闭的程度。 周朝的口味简单,但待遇优厚,而且封闭; 唐宋时期口味复杂,待遇优厚,开放; 等等。 如何描述不同等级的功能差异? 为此,提出“五要素”,即权利与责任、资历、薪资、特权、礼遇,可以更精细地区分不同等级的性质。 汉代,二十级贵族有等级待遇,但不涉及权责,不构成官资格,但升迁以下的爵位才构成官资格; 古代的等级序列很大一部分是由官衔转化而来的。 为此,提出了“等级变换法则”……

一开始,尽管系统的细节研究得很清楚,但各种不断变化的具体等级现象的意义仍然未知; 然而,在建立了一个原则框架之后,它们都在全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所提出的原则是通用的,可以应用于任何类型的分析。 例如,从“技术原理”的角度来看,从秦汉爵位到魏晋隋唐官爵的变化,并不像过去那样被视为爵位名称和爵位差异的变化。 九品官衔是一个容纳职务、爵位、荣誉、称号的大框架。 这是一个“统一的、多序列的复合系统”。 又如,从“技术原理”来看,汉代的皇位表现出了类似于官衔的“统一”功能:当各官员、达官贵人“聚集”时,通过空间位置的排列,等级、贵族等级、小队、军号整合。 因此,魏晋时期官衔的出现很可能与皇位有关。 纵观后世,魏晋南朝官品等级的效力有限,官职资格往往通过宫廷中职位的升降而调整。 北宋官职效力大幅下降,与王位密切相关的“和班”挺身而出,担任“替补”,在管理官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明、清时期的官衔虽然正常运作,但皇帝在管理官产方面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 帝级与官衔的“一一”盛衰背后必定有一个“技术原理”,即两者之间的功能关联。

西方的行政管理、组织科学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现实的需要,以“效率”为首要主题。 因此,对人类社会普遍品味现象的讨论相当简短,无法为中国传统品味结构的研究提供足够的分析工具。 留下了很大的灰色地带; 而周代以来三千多年遗留下来的丰富史料,为中国学者提炼出新课题、新方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从而不仅使具体研究更加深入、系统,而且还发现了原理。理解可以反馈到现代行政、管理、组织等。

中国自建立帝制以来,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政府体系。 关于历代法律法规的文献也相当多。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有其独特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爵位传统。 另外,再比如,中国古代有一种以《周礼》书和新莽变法为代表的官制设计思想,以高度系列化、形式化、仪式化的方式设计了制度,从而体现了一种官制的设计思想。一种“官方系统映像”。 天道独特的思维。 这种系统设计理念在其他地方并不陌生,但在中国无疑是“发挥到了极致”。 再比如,中国法律体系的一大特点就是“行政”法律体系。 固守“法治-人治”模式无法解释中国法律体系的系统法律法规和严谨的司法机构——它与现代法治不同,但也很难简单地描述为“人治”。 昂格尔提出的“官僚法”极具影响力。 基于此,除了法治和人治之外,还可以揭示出一个“官治”的概念。 “官治”也有自己的“技术原则”。 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每个子系统都可能包含尚未揭示的“技术原理”,并可以成为努力的选择。 总之,中国制度的深厚而悠久的传统,特别是其独特的问题,应该能够为人类政治制度的研究提供新的知识——不仅是事实方面的新知识,而且是“政治制度”意义上的新知识。原则”。

秦原编/丹阳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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