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的书法地位是宋代文人政治所塑造的吗

今年年初,颜真卿凭借在日本轰动一时的“纪念侄子手稿”展览,成为一场“文化事件”。 然而颜真卿的书法地位是宋代文人政治所塑造的吗? 美国汉学家倪亚美的著作《中正笔》回应了这个问题。 上周,中国美术学院集谷论坛以颜真卿讲述中国书法背后的秘密开始。

今年年初,颜真卿突然走红,甚至成为“文化事件”。 当颜真卿久违的书法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他就以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出现了。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侄子纪念手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原“天下第一”已佚),也是唯一可靠的传世之作。下有颜鲁公的书法宝藏。 迄今为止尚未在中国大陆展出过,但曾于1月份和9月份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过——大家都知道这场“颜真卿之争”的始末,但可能不知道颜真卿是如何真卿的书法“进化”到了历史上的国宝级别。

据悉,本次展会近20万观众中,超过四分之一的观众来自中国。 朋友圈里流传着“带书去看画展”的说法,而这本书就是美国汉学家麦克奈尔的《中正之笔:颜真卿的书法与宋代文学政治》,去年出版的。 有趣的是,倪亚梅在谈论颜真卿的书法时,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他的艺术成就,而是作品背后微妙、精妙、睿智的文化政治游戏。

《中正之笔》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关于颜真卿的学术研究专着。 英文版于1998年出版,20多年后进入华人世界。 本书虽因年代早,在资料和文献上有所遗漏,但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关怀视角,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书法史研究中脱颖而出。 在倪亚梅看来,颜真卿之所以获得如此显赫的艺术声誉,是11世纪几位实力派文人的人为创造。

随着中国“颜真卿热潮”的兴起,读读《中正之主》专着正是时候。 3月11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院集古论坛首期“忠”与“忠”:颜真卿及其书法作为文化典范,开启了《忠义》一书的精读。 《中正笔》的讨论以“一个展览”与“一本专着”的相遇为契机,谈论了《颜真卿》和《颜体》背后的艺术实践和文化范式,以及他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关于中国人的书法。

中国艺术史家詹姆斯·卡希尔曾说过,如果西方人研究中国艺术史,最好不要碰书法——高本人也不碰书法。 中国画是用西学来学的,大家都看得懂,但是书法太深奥了。 至于西方汉学的书法研究,很多是西方中国人开创的。

1959年,高居翰(左二)、张大千(左一)和家人

倪亚梅参考“文字学”研究颜真卿的书法。 今天,文字学常常被视为一门古老的“伪科学”,但事实上,将艺术风格与个性联系起来的做法是中国传统的常见做法,书法被认为体现了一个人的书法的道德和政治。 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川指出,倪亚梅很好地呈现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但却以一种基于西方的学科观念进入了中国传统书法史领域。世界观。 ,有点“分离”的感觉。 首先,颜真卿的功绩是宋人建构的说法在论证上是有问题的; 其次,过分强调颜真卿与王羲之风格上的对立。 事实上,两者的互补性远大于对立性。 介入西方艺术观念可能会忽视汉字本身的文化传统。

事实上,缺乏书法练习的人很难成为书法研究者。 朱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现代广告研究所所长,是《中正之治》一书的校对者,也精通书法。 他指出王羲之和颜真卿代表了中国书法的两大源头。 颜真卿不仅是范式的创始人(为书法“立法”的人),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两座高峰。 颜鲁公之后,王羲之所建立的书法或审美传统发生了变化。 中国美术学院助理研究员顾青认为,颜鲁公在书法史上可谓是一个“极其变态”的人。 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变”,而是“变”的境界已经达到了极致,就像这个词在南宋时期变得更加深入一样。

事实上,大约90%的中国人是从颜体开始学习书法的。 也就是说,颜真卿是一个群众基础非常好的人。 顾青指出了一个悖论。 颜真卿有着出色的艺术功底,在唐代众多书法家中是一个独特的案例:他出身极其显赫的贵族家庭,后来被任命为国家大夫,还担任过忠臣。战争期间的部长。 悲惨的殉难。 中国古代的书法是一种类似于不被传承的秘密的记忆。 对于一个书法家的成长影响最大的因素可能就是家庭。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石锐强调,颜真卿的书法之所以有这样的形式,与他整个家族的城市流动史和姻亲关系密不可分。 这个世家定居长安后,多次与其他重要书法家联姻,拥有大量书法收藏,为颜真卿的书风和家族传承奠定了基础。 与今天我们把书法视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审美不同,在古代,无论是书信还是书籍,首要考虑的不是艺术,也不是审美,而是如何遵循和表现一个贵族阶层的文化修养。 换句话说,书法正是贵族社交网络下编织的文化记忆。 正如顾青所说,书法首先是文化认同的表达。 从宋代士大夫想要塑造的颜真卿形象来看是如此,从以颜氏为代表的南朝士人来看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理解书法,我们可以看到更完整的书法场景和线索,了解古人使用书法的社会功能和场合,以及书法所表达的社会功能。 石锐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往的书法史研究往往更多地关注最伟大的书法家及其作品。 虽然这样的书法史研究是非常基础和必要的,但是这些书法家是在什么环境下产生的呢? 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哪些关系? 这些问题仍不清楚。 海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如欧美、日本等,更注重场景和线索。 如果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的问题意识和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我们在著作、文献、史学等方面的研究优势中,我们就会有新的方法、新的范式来处理中国书法史的不同方面。

颜真卿是宋代常见的文化偶像

宋代是颜真卿接受历史的关键时代,其审美因素是多方面的。 《北大学报》编辑部副主编关勤指出,今年引起关注的《纪念侄子手稿》作为以手稿形式保存的作品,是任性、自我的产物。信心。 它的魅力正是源于匆忙的写稿。 这符合传统书法的审美意义。 中国传统非常重视书法起草文本,因为起草是无意识的。 颜真卿成为宋代典范并非偶然现象。 宋代儒家家国思想在士大夫社会中发展到了极致。 对于颜真卿这样的书法家来说,他的家风、气节、学识、品格完全符合他清朗雄浑、大气磅礴的书法审美,也完全符合儒家传统的家国观。 北宋初期,也有一些零星的对颜鲁公的评价,但影响力不如后来的崇拜者欧阳修。 宋代很多人对颜真卿的气节和书法表示钦佩。 他们个人尊崇颜真卿,为颜鲁公修建了许多祠堂,并为颜鲁公撰写了祠堂志。

从北宋文人政治的角度来思考颜真卿地位的确立,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不过,关勤认为,从宋代的诸多资料来看,颜真卿如果局限于一派的审美风格,可能与真实的历史不太相符。 在宋代,颜真卿不仅受到一党的喜爱,其他党派也不喜欢颜真卿。 比如朱熹也非常喜欢颜鲁公。 在宋代,颜真卿就像是一个常见的文化偶像,很难说他属于哪一派。 至于宋代儒家改革派之所以选择颜真卿的“中正笔”作为主要风格,是因为他们写稿时用的是笔画,而王羲之则用的是侧笔,方圆灵浊。 。 不同的特点。 至于中风和侧风是否可以完全对立,看来近来人们可能需要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正如沥川所说,当我们说颜真卿的书法因“政治”而流行时,很难说王羲之是“非政治”的。 在颜真卿之前,也有中正体的书法。 颜真卿之所以被确立为书法典范、道德典范,是因为它是一个实用的东西、一个指定的东西,不应该仅仅被视为科学分析的产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恰恰是中国文化实践对世界观、世界观的自然投射,是一种自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