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这座城市是如何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

公元1271年(南宋咸淳七年),意大利商人、学者雅各布·德安科纳到达素有“刺桐”之称的泉州,感叹远东居然有一个超越亚历山大的港口,埃及,“这里至少停泊着15000艘货船,满载香料、丝绸、瓷器等奇珍异宝的货船从这里出发,运往世界各地。”

750年后,“泉州:宋元时期中国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连接泉州宋元时期城市、港口和腹地的22处遗址,经历了历史沉淀、考古发掘、文化研究和叙事重构,再次引起世人瞩目,成为中国海洋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象征。世界海上贸易的发展。 重要的见证。

""海平面上升的声音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意""

泉州位于福建东南沿海。 宋元时期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漫步在这座千年古城,红砖古屋之中,“半城烟火,半城仙女”是岁月积累的温暖; 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爱拼才会赢”是海上贸易热闹的独特气质。 。

加州学派领袖彭慕兰在与人合着的《贸易创造的世界:从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和世界经济》一书中,曾题为“海洋中失落的珍珠: 《重新发现泉州的黄金时代》,专门介绍了泉州作为通商港口的历史兴衰,称“没有哪个港口的历史比福建沿海城市泉州更丰富多彩”。

事实上,早在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时期,随着陆地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崛起。 泉州已与扬州、广州、胶州并列为当时中国四大通商口岸之一。

公元1087年(北宋元佑二年)是泉州海外贸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是年,朝廷应泉州知县陈凯奏请,在泉州设立福建路提局市政船政司。 这个机构类似于海关,主要负责“管制货物、航运、贸易事务,把远方的人带过来,把远方的东西连接起来”。

此时,有40多个国家通过泉州港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其中包括大石(今阿拉伯)和东南亚国家。 整个宋元时期,泉州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贸易往来,呈现出“海潮声起,四海商人兴盛”的繁荣景象。

宋朝的南迁,给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大批南宋官绅来到泉州。 泉州人口快速增长,手工业、农业、商业不断发展,对海外商品的消费需求也空前增长。 泉州海外航线网络进一步拓展。

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泉州的对外交通路线主要有4条:从泉州到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从泉州到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从泉州到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 从泉州经广州,再经南印度到大石; 从泉州经大石,过境亚丁湾,进入东非海岸; 从泉州向西经大石,到达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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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以泉州为起点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两艘古沉船的发现更加形象地反映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图景:

其中一艘是1974年8月在泉州后渚港发现的一艘从印度洋或东南亚回航途中沉没的南宋船,船上载有来自东南亚的香料、药品、木质货牌等14类物品。 /标签,陶器和瓷器。 其中以皇室专属香料最多,包括沉香、沉香、檀香、乳香和龙涎香等。

另一艘沉船是1987年8月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南海一号”沉船,其目的地可能是南亚或东南亚。 清理出来的文物包括大量瓷器、钱币、丝绸等,一般认为泉州是这艘船的产地。 证据之一就是船上出土了大量产自泉州的青花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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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海外交通历史博物馆展出元代东门窑青釉夔龙题环双耳瓶。新华社

“运往市场的好处对国家有很大帮助。” 以泉州为起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海上贸易的繁荣,为政府财政提供了助力。 公元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仅泉州上缴的税金就相当于当时国民收入的1/10 。

随着海上交通的繁荣,万寿塔、六胜塔等航海塔相继建成,成为守护海口、保护商旅人士的地标。 同时,每年四月、十月,市航运局官员、泉州地方官员以及南宋宗室成员都会到九日山下向海神祈风。 九日山保存的70余处碑刻中,有宋代航海祈风碑刻10处。 其中最早的是公元1174年(南宋淳熙元年)祈风时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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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孝宗淳熙元年祈风铭文

宋末元初,拥有三湾十二港的泉州港逐渐取代广州港,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港。 公元1292年,马可·波罗从泉州离开中国,称赞锡顿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这里聚集了大量的商人,货物堆积如山,交易量难以想象。”

公元1346年,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 他在游记中这样记载:我们漂洋过海到达的第一个城市是刺桐城。 “这个港口是一个巨大的港口,延伸到陆地上,甚至与河流交汇。” 该市的港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港口之一,也许是最大的港口。

《先进造船与航海技术》

早在唐代,中国造船业就比较发达,以福州、泉州最为繁荣。

据泉州当地名门清源刘氏族谱记载,晚唐五朝时期泉州当地建造的远洋船舶,可以运载大量当地生产的陶瓷、铜铁制品等。这些“深受外国欢迎”。

到了宋代,泉州的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当时发明并广泛应用的水密舱安全技术堪称世界一流。 马可·波罗介绍说:“中国一些较大的船只,船体内部还有13个水池或船舱,这些水池或船舱都是用非常坚固的木板制成的,钉得很紧,有坚固的隔板将它们隔开。” 这项看似简单的技术被誉为人类航运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

1974年发现的南海沉船就采用了这种技术——整个底部被分成13个水密舱室。 底板为双层木板,厚度为12厘米,侧板为三层木板,厚度为18厘米。

宋元时期,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造船基地。 除了政府建造的造船厂外,私营造船业也蓬勃发展。 朝廷经常派遣使者到泉州租用客船。 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泉州特色产品中,“泉波”就是其中之一。

这也与泉州的地理和自然条件有关。 北宋谢禄在《泉南歌》中提到:“泉州人口稠密,谷地荒芜,虽无耕地,州南却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年年造船。”连接到外国土地。” 史料记载,仅公元1280年(元朝至元十七年),泉州一年内建造的船只就有3000艘之多。

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将中国船只分为三类:大型船只称为“穆克”,中型船只称为“艚”,小型船只称为“格格木”。 其中,“牟克”有十帆,至少三帆,而且只在泉州和广州两个城市生产。

他还详细记录了“穆克”的制造过程:“先建造两堵木墙,并用巨大的木料将两堵墙连接起来。木料上钉有巨钉,钉子长三肘。木墙建成后,建造完成后,船底建在墙上,然后将两堵墙推入海中,继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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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克”示意图

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泉州人的航海技术也不断提高。 宋代时,泉州船师已能制作并熟练使用刻有星宿度数的“测天尺”。 同时,在海上航行时,也会利用季风来开辟航线、规划航程。 南宋泉州官员王十朋有诗云:“北风起航,南风归来,远物来运客商。”

指南针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泉州商人的导航中。 泉州市航运局主管赵汝士所著的《诸凡志》中说:“船舶航行的唯一指南就是指南针。” 与阿拉伯世界频繁的海上贸易也促进了指南针技术向世界的传播。

""大船,高船,来自海上的许多宝藏""

泉州海上贸易的发展,吸引了波斯、印度、锡兰甚至一些非洲国家的人民聚集于此,形成了“市场十大洲人民”开放包容的格局。

在泉州,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摩尼教等都有历史痕迹。泉州对外来宗教和本土信仰有着良好的包容性,并与海上贸易相得益彰。 明代僧人石宗来在《解大师清源洞图》中感叹:“泉南佛国,天下为数不多,满城檀香,半是商人。”头纠结,脚赤,大船高梁,海里有很多宝藏。”

唐宋时期是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代。 后者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其登陆点之一是泉州。 位于泉州市区的清净寺始建于公元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元武宗年间重修。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建筑,见证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千年交往。 友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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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人们在泉州后渚港挖掘出一艘宋代沉船。

草庵寺位于华表山南麓,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摩尼教寺庙。 它也见证了中华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交流。 到了宋代,摩尼教还有另一个名字,那就是金庸先生小说中所写的明教。 弘一法师多次入住草庵寺一空楼,为摩尼光佛题联:“石壁光明,相传是佛像。史书记载:一位著名的圣人曾在这里学习。”

费孝通先生访问泉州时指出,研究泉州海外交通史非常重要,特别是宋元时期,中外文化接触问题值得关注。 确实,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西方十字军东征期间,中国东部的泉州实现了多种宗教和文化的和谐共存,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里。 这也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和启示。

(作者陈旭东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