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可以说,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相比,宋朝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朝代。 在佛道思想的冲击下,宋代儒家思想家开始重新认识和认识古典思想,挖掘儒家思想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并在此过程中融合佛道思想。 使儒学更加平易近人,从而真正渗透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中。 到了13世纪,儒家思想不仅是受过教育的上流社会的行为准则,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重塑了整个社会,形成了“传统中国”的典范。

诚然,元朝统一中国后,以宋朝为代表的“近代化早春”被打断,历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潮。 不过,邓小南教授认为,从现代“民心”和“政风”来看,无论是政治观念、思想文化的创新还是从众,宋朝带来的影响已经深入中国人的身体。社会。 之中。 尤其是儒学的复兴。 德国宋代史学家迪特尔·库恩指出,宋代儒家思想催生的许多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的文化特色,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为什么今天的人都爱宋朝? 在本期封面文章中,我们解读了宋代的一系列关键词——“东京梦华录”、西苑藏品、宋词、山水、茶叶、书院,并试图从微观角度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千百年来,始创于赵宋”。

我们“穿越到宋朝”的路径,或者说,与今天宋朝的连接点,是一种“生活美学”。 一方面,今天的生活和艺术正在经历“审美泛化”和“艺术生活”。 同时,“艺术生活”和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模糊。 追本溯源,在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中,艺术与生活、创作与欣赏始终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另一方面是“审美升级”。 日本美学所传承的部分朴素笨拙的“侘寂之美”和“工匠精神”,可以在宋代器物中找到源头,宋代的极简风格,又能与当代艺术精神相契合。

所以,我们看自己的文化,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巅峰,还是艺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生活美学之源,都应该看宋代。 尤其是宋代士人的修养和审美情趣,通过儒家思想的传承,为后世所追求。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志水所说:“宋代是一个陶冶士气的时代,‘士大夫’和‘士大夫’的形象和观念,已经之前有些模糊,开始变得清晰。除了政治生活,一个属于文人的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具体。人们实践并投入想象。”

你最想去哪个朝代旅行? ——在这场对理想世界的无尽追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 原因很简单。 宋代理想与现实并重,雅俗并重。 那是最适合生活的王朝。

最直观的宋代生活图景当然是《清明上河图》了。 堪称北宋社会的“百科全书”。 街道纵横交错,房屋鳞次栉比,商铺错落,商旅云集,车水马龙。 徐徐展开一幅12世纪初清明节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 “翻开画卷,可见当时的繁华”,这也是孟元老写下与画卷上图文相映的《东京梦华录》的原因。 这幅画于去年秋天在北京故宫“石渠宝玑”特展上展出,引发了空前的观赏热潮。 就连馆长也没想到每天会有这么多人顶着烈日排队6个小时。 人们直奔《清明上河图》,可见今人对宋朝的好奇和敬仰。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与此形成对比的一幕是《西园聚图》。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集中体现了宋代生活“庸俗”的一面,那么《西园集》则是“雅”的象征。 北宋时期,传为佳话的《西苑雅集》是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蔡襄、秦观等众多文人雅士的宴席场景等人聚集在王慎驸马府中,或吟诗作词,或弹琴和歌,或打坐问禅,同时形成了一个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圈子。 北宋画家李公麟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这本雅集,米芾作序:“水石行,风竹相吞,炉烟起,草木生。”树有香,世间之乐莫过于此。” 《西园雅集》是古代绘画史上的经典母题,后世许多画家均有临摹或临摹,也是宋人精神的延续。

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热”早就该来了。 宋史专家、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说,谈起宋朝,通常会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教科书上经常说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期。 “这种认知框架基本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它包含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怀和回首历史的认识;‘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向往,往往与对汉唐盛世的怀念。另一方面,是由于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大一统”的成败和政权斗争是国内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界。” 相比之下,大量海外汉学家对宋朝的看法则持相对超然的态度,甚至形成了完全两极的评价。 例如,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认为,北宋和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他指出,宋代包含了现代都市文明的诸多特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近代早期”。 汉学家普遍认为,虽然宋朝在军事力量和势力范围上是一个弱小的朝代,但在经济和社会繁荣方面,宋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文精神、最有教养和最有思想的朝代。 朝代之一。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中国2000年的封建帝制对折,宋朝就在中间。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个转折点的唐宋之交,发生了一场“唐宋革命”,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了“近代的黎明”。 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首先提出这一观点,“唐代是中世纪的末期,而宋代是近代的开始”。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进一步解释说:“早春我们讨论宋朝是否在使世界‘现代化’时,我们仍然要用西方的标准来‘现代化’,比如随着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政治公务员的全球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形成、国际化等,宋代的中国似乎具备这一切因素,比西方早了500年。”

邓小南强调了从唐到宋“文明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变迁过程。 她认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所长葛兆光的说法,“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宋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开端’”。 两者的区别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大众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

这种趋势最明显地反映在唐宋城市面貌的明显变化上。 唐代长安城广场格局井然有序。 “方”是四面围墙的居民区,有两四扇门供人进出。 老百姓不得挖墙开私门,不得临街开店; “城”为交易区,开市时间为中午200鼓,日落前300鼓。 宋代都城开封、临安,废除坊城之分,允许商铺临街,与民居混杂。 首次将城镇居民“放国户”纳入国家法定户籍管理分类。 965年,宋太祖将宵禁的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又完全取消,夜市出现了通宵达旦。

邓小南指出,宋代文学重心逐渐下移,也是市民文化兴盛的标志。 文学重心的下移,意味着文学体裁从诗歌扩展到歌词、歌曲、小说,与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创作主体从士绅文人扩展到普通文人,再到市场文人; 这些扩展到公民和更广泛的社会。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 在要道和瓦子沟栏,街头有说书人、杂耍人、讲史人、饮茶活动。 英国历史学家伊茂克甚至评价说“此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

“文明化、世俗化、人文化”思潮的更深层次背景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士大夫阶级。 宋代演武修文需要更大的文官制度。 于是,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背景更加多元化的士大夫逐渐占据了贵族留下的真空。 邓小南说,宋代的社会流动性导致当时出现了一批“冷帅”人物,像范仲淹,年轻时在山寺读书,他带的米不足够煮饭,但只够煮粥。 应切成数块,分几次食用。 欧阳修,家里没钱买纸笔,母亲教他用芦苇杆在沙地上画字。 这些人后来不仅成为一流的学者,而且成为杰出的政治家。 据统计,在北宋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官员总数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仅为15%。 国与民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 毕竟朝中的官员只是少数,更多的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深入民间。 知识、思想和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到下,从中心到边缘。 而这些学者也是文化的旗手。 他们“玩艺”的修养和审美情趣在“求道、倚德、倚仁”的整体精神追求中得到提升,高雅成为一时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