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维度解析丝路文明宋朝贸易追求经济利益

张国刚教授在《文明的前沿:从古代到现代》序言中指出,从古代到18世纪,横跨亚洲的丝绸之路上发生了规模特别大的文明交流互鉴。和欧洲。 丝绸之路的开辟始于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 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于对财富的共同渴望和对美好文明的向往。

张国刚指出,巨大的经济实力是中国与西方交往的优势。 丝绸、瓷器和茶叶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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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个维度分析丝绸之路的动态

全书将3000年的历史分为四个宏大的篇章:从史前丝绸之路到开掘,古老的东西方第一次相遇; 汇聚开始形成多方位的贸易文化交流网络; 宋明时期,香药东来,瓷器西进,中国的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亚,远达欧洲。 拉开了中欧文明互鉴的帷幕,从想象中的异国他乡走向了东西方的论战。 至此,丝绸之路终于将亚非欧三大洲,即近代以前的文明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序言中,张国刚教授揭示了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四个重要维度。

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是开展边境贸易和官方贡品贸易(侦察合作贸易)的首要要求。 民间商业活动以获取利益为中心。 也有不少怀抱宗教热情或追求知识理想的仁人志士,奔赴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 不同的利益诉求共同推动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科技进步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四个维度如下:一是出于政治外交的需要(包括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 二是经济金融需求。 三是科技对丝绸之路沿线交流的重要促进作用。 四是宗教热忱和知识追求。

宋代鼓励私人和海外贸易

张国刚教授着重探讨了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二个维度,即经济金融需求。

从根本上说,中国庞大的经济实力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 总的来说,就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汉唐时期中国西部的经济影响力有限。 汉唐所谓“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和解的代名词; 从五朝到宋代,再没有“和亲”,因为中原王朝处于弱势地位,有时进贡做大臣。 无论是“联姻”还是进贡,双方博弈的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中原开放边境往来。 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关系中,如果中原王朝处于强势地位,双方的经贸关系通常称为“朝贡”,否则称为“互市”。

张国刚指出,与贡品贸易不同,宋元以后的船舶贸易表现出相对纯粹的经济吸引力。 唐代广州设城船使,宋后改为城船司。 海船贸易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宋元政府与民间海商之间的一种贸易关系。 宋代的船舶贸易,通过商品的“榨取”和“收购”,给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我们很难准确统计海上贸易的进出口总额,但可以做一些测算。 如宋高宗年间,广泉、泉州、两浙路年贸易额应在千万贯以上。 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年赋税总收入应约1亿贯,进出口约占总收入的1/5,超过2000万贯。 据王应麟《玉海》卷186载,南宋政府年总收入仅4000万元,士博的收入占1/20。

出于金融和经济的目的,宋朝鼓励民间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贸易。 民间商人在贸易方面受到的限制相对宽松,贸易成绩突出者得到奖励,甚至被授予相应的官职。 这些鼓励政策,使中国沿海民间商贾纷纷投资海上贸易,彻底改变了唐代中叶以前中外海上贸易主要由波斯和阿拉伯洋商控制的局面,政府特使显得微不足道。 此外,宋朝政府在政治上的收缩和对贡品贸易的限制,也导致更多的贸易领域留给了私人海商。

总之,巨大的经济实力是中国在中西方交往中的优势。 丝绸、瓷器和茶叶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其中,丝绸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业产品。 茶叶的原料虽然来自农业,但其制成品也属于加工制造业。 汉唐时期,出口产品以高级丝绸为主,宋元以后,增加了精美的瓷器,明清时期,增加了茶叶。 传统热销产品不断开拓新市场,新的热销产品在不同时期加入丝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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