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后滨 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

宋朝政治制度与变革_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_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宋朝政治制度与变革_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_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

刘厚斌(1966-),江西吉水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作者

宋朝政治制度与变革_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_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从政治制度史看唐宋之变

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 这一变化始于隋唐初年,基本完成于北宋初年。 然而,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出现了转折。 从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来看也是如此。 6世纪前和10世纪后的政治制度和官僚制度存在重大差异。 南北朝以前,贵族集团对政治的影响很大。 官员的任命基本上是根据家庭地位。 北宋时期,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都是由官僚而不是贵族管理的。 贵族作为社会阶层对帝国政治运作的影响基本消失。 朝廷、后宫、太子、甚至太子等大权基本淡出政坛。 官员一律由中央按照人才和学历的标准和官职资格任命。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各项具体政务的运作上走向一体化,皇帝亲自出面处理全国政务。 “朝廷(以皇帝和巡抚为首)—州县—百姓”的国家格局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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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制度上,晚唐在许多方面更接近五朝和宋初,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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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的中央政治体制是三省制,但开元十一年(723),钟书命张硕奏改政事堂为钟书宗,中央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进入中书宗制阶段,虽然三省组织依然存在,而且在皇帝诏书起草和审查方面的运行机制更加完善,并且一直延续到后世。 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也与丞相署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般情况下,三省总督都在丞相领导之下,尤其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名义上的总督,必须由丞相兼任。 但在体制结构上,丞相与三省分开,丞相府在三省之上。 丞相的称号也从三省总督发展成为丞相唯一的官方称号,完全以政府最高审判机关中书门下为准。 中书门下制虽然仍是集体丞相制,但政事由丞相执政,实行丞相轮流议事制,并逐步过渡到丞相制。 穆宗长庆(821-824)以后,宰相身份有了新的等级标记,即以内阁、内阁的爵位为依据,分工两省不再以两省侍郎为主。 此后的两党之争,其实就是一种首相轮流组阁的形式。 在此背景下,恢复了中书、门下两省的权力,进一步明确了中书、门下机构在以中书舍人、纪事中为核心的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继续影响着宋朝. 甚至明清时期。

唐代中书门下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丞相通过中书门下对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下放到过去由六司司和监庙司处理的事务。 . 首相职权进一步向主管具体政务的方向发展,首相政务正式化。 这是宋代建立以丞相分权为中心的制度的前提。 经过安史之乱后的调整,出现了向宋朝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分管行政、军事、财政的体制过渡。

中晚唐的政治体制不再是中央体制上的三省制,而是钟书宗下的体制,中央行政运作上不再是尚书六部制,而是传教士行政体制更接近于北宋体制。 . 在行政运行机制方面,晚唐的变化趋势确立了北宋初期的行政体制格局。 到镇元、元和时期,区别于《尚书》六品制的使臣制基本确立。 在中央行政的实际运作中,不仅财政和军政事务的运作完全依附于使节,户部和兵部的职权也不再在国家政务中占据重要地位. 系统、礼仪事务系统等,都有完整的任务系统和明确的职权范围。 户部、兵部以外的司司和监寺,保留了原有的部分职权,但也纳入使制,采取使的运作机制。 在中书门的领导下,传教制度与传教化的大臣、寺监构成了完整的传教行政体系。

随着中晚唐中央政治体制的变化,国家权力运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古代皇权体制下,皇权和臣权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变化是基于两者关系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以尚书省为丞相设制,到隋唐三省合制丞相权制,再到开元、北宋以后,中书门下为丞相之所。 关系和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 三省制是尚书省丞相制向中书门丞相制的过渡形式。 中书门丞相制并非简单回归尚书省丞相制,而是融入了三省制的运行机制,使皇帝与丞相之间的权力运作更加一体化. 皇帝在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逐渐走向处理全国政务的前台。 总理逐渐被纳入政府审判和行政部门体系。 不是“坐下来谈”的顾问。

随着皇帝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国家的主要政务都在皇帝的批准和决策之下,弥补皇帝对政务的裁决越来越重要。 这是唐宋从武则天时期设立补缺拾遗驿到北宋两岸合一的制度前提。 唐代的谏官和御史台官是分工明确的两个制度。 谏官主要对皇帝进行谏言,在皇帝和宰相之间起到缓冲和协调的作用,御史台官则主要监督官员。 负责。 随着皇帝更多地处理各级官僚上报的政务,进谏与御史之间的权力界限逐渐弱化。 在皇帝加强专制的背景下,北宋形成了台湾谏官制度,统称台湾谏官。 .

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法制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唐宋时期呈现出由法令形式向诏令形式的转变。 基本线索是法律的最终确定和法令的废除。 诏书、赦免作为皇帝的命令文件,立法意义日益加强,皇权的扩大也体现在立法上。 宋代法制虽然是唐代法制的延续,但隋唐以来的法制在唐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变化,法制格式停止修订,法令格式主要通过编格、后序等方式进行修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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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文选、科举制度的变迁反映了唐宋官僚制度的演变。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确立以及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不断调整,是宋代新官僚体制形成的前提。 正是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断为官僚体系的自我更新提供新鲜血液。 在科举制度发展完善的同时,公务员选拔制度也在不断调整。 通过选官、考试、调动等各个环节制度的完备性,确保进入官僚系统的士子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自身的地位适应现实的需要,成长为有为的人。适应治国需要的人才。 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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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设置、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用是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其中考试是核心。 科举制度比以往任何一种选官方式都更加强调考试的作用,考试正朝着排除其他因素干扰的方向发展。 但是,选官制度中的人才学问标准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全面落实,门第也不会随着朝代更替而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地主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全社会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以才为本的选官原则。 才学取代门第,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到宋朝才基本完成,整个唐朝大致处于过渡过程中,经历了一些重复。 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很明显,在唐代的士官选拔制度中,越来越看重人才和学问。

选官原则从重门第到只问才学的转变,带来了隋唐时期贵族社会向官僚社会的转变。 政治体制的变化与此相关。 虽说出身阴暗的官僚在隋唐时期仍占很大比重,但同时要有才学,已成为官员晋升的重要原则。 虽然科举制度在唐代经历了曲折,甚至连进士也被晚唐达官贵人作为世袭高位的工具,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公平原则的破坏没有破坏以科举制度为标志的考试。 此外,考试原则在官员选拔制度的各个方面不断深入贯彻落实。 正式的学生和学徒必须通过考试,门印和寨郎品子的背景,甚至是下属官员的任命。 从这一方面看,唐宋社会与以前的贵族社会应该大同小异,但有着根本的区别。 当然,总的来说,在宋代,才学标准和公平原则得到了更有效和更实际的贯彻。

唐代科举制度的变化趋势,主要是建立长榜和资历,越来越重视论资排辈。 操作也越来越程式化。 在例行考试程式化倾向形成的同时,各级监察机关和中央监察使节的作用也逐渐凸显。 考试与监督的紧密结合,最终导致公务员考核,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考核,从考试演进到检查。

在官员的选拔任用上越来越看重资历,是唐宋选官制度的一个明显趋势。 其中,当地经验是官员晋升资格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唐朝开元年间提出的“一律官员,不设州县,不设台省”的选官原则,强调地方经验,反映了官僚体制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机制。

如果说科举制度从源头上为官僚体制的更新换代提供了新鲜血液,那么“无黎州县不拟为台省”的选官原则则从流转上保证了更新机制的实现关联。

这些变化逐渐出现在唐代中后期。 安史之乱后,建立了使节行政体制,各行政体制中的使节都具有中央直奔地方的特点,许多使节还在地方设立派出机构或分支机构。 在吏治系统任职,不仅可以参与处理地方政务,而且更容易晋升到中央。 虽然晚唐不断强调进士初生者不得在使馆任职,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文士开始担任使馆职员。 这为中央与地方官员的流动、科举官员积累地方基层工作经验(虽然这种经验并不完全等同于地县经验)提供了制度前提。 另一方面,方镇政府召集文人入幕的泛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再加上一些地方节度使、观察使在中央和方镇之间频繁调换职务,这也让一大批在方镇工作的文士有机会升任中央官员。 上述变化为“无地县无台省”选官原则的最终确立和实现提供了基本途径。 也正是在士人文化政治素养不断提高,尊重文化知识和行政人才的基础上,宋代综合官僚政治和士大夫政治才有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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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统治集团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经验,尤其是地方经验对于提高官员整体素质的重要性。 宋代选官制度强调资历和履历,其背后是官员的个人经历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 宋朝中央的中高级官员和地方长官,大多有长期在地方工作的经历,从郡县官到县令、通判、官吏,一步步晋升。县令按资历排列。 他们在选举、财务管理、礼仪祭祀、军事边防、司法监狱、工程建设等各方面积累的经验,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成为能适应各方面工作的总经理。晋升为中高级职位。 人才。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步入仕途的前提是通过科举考试,这反过来又使他们具有比较完整的文化修养和较高的知识水平。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宋代复杂的官僚集团,中国帝制时代的士大夫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文章原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